附录（2 / 6）
一）理智化——一神秘之神成一道德之王。
二）人间化——一抽象之德成一有生有死之传。
大凡大家看不起《春秋》的原因，都是后人以历史待它的原故，于是乎有“断烂朝报”之说。这话非常的妙。但知《春秋》不是以记事为本分，则它之为“断烂朝报”不是它的致命伤。这句绝妙好词，被梁任公改为“流水账簿”，便极其俗气而又错了。一、春秋像朝报而不像账簿；二、流水账簿只是未加整理之账，并非断烂之账。断烂之账簿乃是上海新闻大家张东荪先生所办《时事新报》的时评，或有或无，全凭高兴，没有人敢以这样的方法写流水账的。“史”之成一观念，是很后来的。章实斋说六经皆史，实在是把后来的名词、后来的观念，加到古人的物事上而齐之，等于说“六经皆理学”一样的不通。且中国人于史的观念从来未十分客观过。司马氏班氏都是自比于孔子而作经。即司马君实也是重在“资治”上。郑夹漈也是要去贯天人的。严格说来，恐怕客观的历史家要从顾颉刚算起罢。其所以有鲁之记载，容或用为当时贵族社会中一种伦理的设用，本来已有点笔削，而孔子或孔子后世借原文自寄其笔削褒贬，也是自然。我们终不能说《春秋》是绝对客观。或者因为当时书写的材料尚很缺乏，或者因为忌讳，所以成了《春秋》这么一种怪文体，而不得不成一目录，但提醒其下之微言大义而已。这类事正很近人情。鲁史纪年必不始于隐公，亦必不终于哀公，而《春秋》却始于东迁的平王、被弑的隐公，终于获麟或孔丘卒，其式自成一个终始。故如以朝报言，则诚哉其断烂了，如以一个伦理原则之施作言，乃有头有尾的。
孟子的叙诗和《春秋》虽然是“不科学的”，但这话虽错而甚有注意的价值。从来有许多错话是值得注意的。把诗和伦理混为一谈，孔子时已成习惯了。孔子到孟子百多年，照这方面“进化”，不免到了“诗亡春秋作”之说。孟子说“其事则齐桓晋文，其文则史，其义则丘窃取之矣”。头一句颇可注意。以狭义论，《春秋》中齐桓晋文事甚少。以广义论，齐桓晋文事为霸者之征伐会盟，未尝不可说《春秋》之“事则齐桓晋文”。孔子或孔子后人做了一部书，以齐桓晋文之事为题目，其道理可想。又“其文则史，其义则丘窃取之矣”。翻作现在的话，就是说，虽然以历史为材料，而我用来但为伦理法则之施用场。
《春秋》大不类孟子的工具。如孟子那些“于传有之”的秘书，汤之囿，文王之囿，舜之老弟，禹之小儿，都随时为他使唤。只有这《春秋》，大有些不得不谈，谈却于他无益的样子。如谓春秋绝杀君，孟子却油油然发他那“诛一夫”“如寇仇”“则易位”的议论。如谓“春秋道名分”，则孟子日日谈王齐。春秋之事则齐桓晋文，而孟子则谓“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”。这些不合拍都显出这些话里自己的作用甚少，所以更有资助参考的价值。
当年少数人的贵族社会，自然有他们的标准和舆论，大约这就是史记事又笔削的所由起。史绝不会起于客观的记载事迹，可以由宗教的意思，后来变成伦理道德的意思起，可以由文学的意思起。《国语》自然属下一类，但《春秋》显然不是这局面，孔子和儒宗显然不是戏剧家。
总括以上的涉想，我觉得《春秋》之是否孔子所写是小题，《春秋》传说的思想是否为孔子的思想是大题。由前一题，无可取证。由后一题，大近情理。我觉得孔子以抓到当年时代的总题目而成列国的声名，并不是靠什么六艺。
《礼运》《礼运》一篇，看来显系三段。“是谓疵国，故政者之所以藏身也”（应于此断，不当从郑）以前（但其中由“言偃复问曰”到“礼之大成”一节须除去）是一段，是淡淡鲁生的文章。“夫政必本于天……”以下是一段，是炎炎汉儒的议论，是一个汉儒的系统玄学。这两段截然不同。至于由“言偃复问曰”到“礼之大成”一段，又和上两者各不同，文辞略同下部而思想则不如彼之侈。“是为小康”，应直接“舍鲁何适矣”。现在我们把《礼运》前半自为独立之一篇，并合其中加入之一大节去看，鲁国之乡曲意味，尚且很大。是论兵革之起，臣宰之僭，上规汤武，下薄三家的仍类于孔子正名，其说先生仍是空空洞洞，不到《易传》实指其名的地步。又谈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而不谈尧舜，偏偏所谓“大道之行也”云云即是后人所指尧舜的故事。尧舜禹都是儒者之理想之Incarnation，自然先有这理想，然后再Incarnated到谁和谁身上去。此地很说了些这个理想，不曾说是谁来，像是这篇之时之尧舜尚是有其义而无其词，或者当时尧舜俱品之传说未定，尚是流质呢。所谈禹的故事，反是争国之首，尤其奇怪。既不同雅颂，又不如后说，或者在那个禹观念进化表上，这个《礼运》中的禹是个方域的差异。我们不能不承认传说之方域的差异，犹之乎在言语学上不能不承认方言。又他的政治观念如“老有所终”以下一大段，已是《孟子》的意思，只不如《孟子》详。又这篇中所谓礼，实在有时等于《论语》上所谓名。又“升屋而号”恰是墨子引以攻儒家的。又“玄酒在室”至“礼之大成也”一段，不亦乐乎的一个鲁国的Petitbourgeois之Kultur。至于“呜呼哀哉”以下，便是正名论。春秋战国间大夫纷纷篡诸侯，家臣纷纷篡大夫，这篇文章如此注意及此，或者去这时候尚未甚远。这篇文章虽然不像很旧，但看来总在《易·系》之前。
《易·系》总是一个很迟的东西，恐怕只是稍先于太史公。背不出，不及细想。
二）孔子与六经
玄同先生这个精而了然的短文，自己去了许多云雾。我自己的感觉如下：
《易》??《论语》：“夏礼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。殷礼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。文献不足故也；足，则吾能征之矣。”《中庸》：“吾说夏礼，杞不足征也。吾学殷礼，有宋存焉。吾学周礼，今用之，吾从周。”《礼运》：“吾欲观夏道，是故之杞，而不足征也，吾得夏时焉。吾欲观殷道，是故之宋，而不足征也，吾得坤乾焉。坤乾之义，夏时之等，吾以是观之。”附《易》于宋，由这看来，显系后起之说。而且现在的《易》是所谓《周易》，乾上坤下，是与所谓《归藏》不同。假如《周易》是孔子所订，则传说之出自孔门，绝不会如此之迟，亦不会如此之矛盾纷乱。且商瞿不见于《论语》，《论语》上孔子之思想绝对和《易·系》不同。
孔子、六艺、儒家三者的关系，我觉得是由地理造成的。邹鲁在东周是文化最深密的地方。六艺本是当地的风化。所以孔子与墨子同诵诗书，同观列国春秋。与其谓孔子定六艺，毋宁谓六艺定孔子，所以六艺实在是鲁学。或者当时孔子有个国际间的大名，又有好多门徒，鲁国的中产上流阶级每引孔子以为荣，于是各门各艺都“自孔氏”。孔子一生未曾提过《易》，而商瞿未一见于《论语》，也成了孔门弟子了。孔门“弟子列传”一篇，其中真有无量不可能的事。大约是司马子长跑到鲁国的时候，把一群虚荣心造成的各“书香人家”的假家谱抄来，成一篇孔子弟子列传。我的意思可以最简单如此说：六艺是鲁国的风气，儒家是鲁国的人们；孔子所以与六艺儒家生关系，因为孔子是鲁人。与其谓六艺是儒家，是孔学，毋宁谓六艺是鲁学。
世上每每有些名实不符的事。例如后来所谓汉学，实在是王伯厚、晁公武之宋学：后来所谓宋学，实在是明朝官学。我想去搜材料，证明儒是鲁学，经是汉定（今文亦然）。康有为但见新学有伪经，不见汉学有伪经。即子家亦是汉朝给他一个定订。大约现行子书，都是刘向一班人为他定了次序的。《墨子》一部书的次序，竟然是一个儒家而颇芜杂的人定的；故最不是墨子的居最先。前七篇皆儒家书或是有道家言与墨绝端相反者（如太盛难寄），知大半子书是汉朝官订本（此意多年前告适之先生，他未注意），则知想把古书古史整理，非清理汉朝几百年一笔大账在先不可也。
三）在周汉方术家的世界中几个趋向
我不赞成适之先生把记载老子、孔子、墨子等等之书呼作哲学史。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。多谢上帝，给我们民族这么一个健康的习惯。我们中国所有的哲学，尽多到苏格拉底那样子而止，就是柏拉图的也尚不全有，更不必论到近代学院中的专技哲学，自贷嘉，来卜尼兹以来的。我们若呼子家为哲学家，大有误会之可能。大凡用新名词称旧物事，物质的东西是可以的，因为相同：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，因为多是似同而异。现在我们姑称这些人们（子家）为方术家。思想一个名词也以少用为是。盖汉朝人的东西多半可说思想了，而晚周的东西总应该说是方术。
禹、舜、尧、伏羲、黄帝等等名词的真正来源，我想还是出于民间。除黄帝是秦俗之神外，如尧，我疑是唐国（晋）民间的一个传说。舜，我疑是中国之虞或陈或荆蛮之吴民间的一个传说。尧舜或即此等地方之君（在一时）。颛顼为秦之传说，喾为楚之传说，或即其图腾。帝是仿例以加之词（始只有上帝但言帝），尧舜都是绰号。其始以民族不同方域隔膜而各称其神与传说；其后以互相流通而传说出于本境，迁土则变，变则各种之装饰出焉。各类变更所由之目的各不同，今姑想起下列几件：
《诗》??以墨子证诗三百篇，则知诗三百至少是当年鲁国的公有教育品，或者更普及（墨子，鲁人）。看《左传》《论语》所引《诗》大同小异，想见其始终未曾有定本。孔子于删诗何有焉。
《书》??也是如此。但现在的《今文尚书》，可真和孔子和墨子的书不同了。现在的今文面目，与其谓是孔子所删，毋宁谓是伏生所删。终于《秦誓》，显出秦博士的马脚来。其中真是有太多假的，除虞、夏《书》一望而知其假外，周《书》中恐亦不少。
《礼》《乐》??我觉玄同先生所论甚是。
《春秋》??至于《春秋》和孔子的关系，我却不敢和玄同先生苟同。也许因为我从甚小时读孔广森的书，印下一个不易磨灭的印象，成了一个不自觉的偏见。现在先别说一句。从孔门弟子到孔教会梁漱溟造的那些孔教传奇，大别可分为三类：一怪异的，二学究的，三为人情和社会历史观念所绝对不能容许的。一层一层地剥去，孔丘真成空丘（或云孔，空）了。或者人竟就此去说孔子不是个历史上的人。但这话究竟是笑话。在哀公时代，鲁国必有一个孔丘字仲尼者。那么，困难又来了。孔子之享大名，不特是可以在晚周儒家中看出的，并且是在反对他的人们的话中证到的。孔子以什么缘由享大名虽无明文，但他在当时享大名是没有问题的。也许孔子是个平庸人，但平庸人享大名必须机会好；他所无端碰到的一个机会是个大题目，如刘盆子式的黎元洪碰到武昌起义是也。所以孔丘之成名，即令不由于他是大人物，也必由于他借到大题目，总不会没有原因的。不特孔丘未曾删定六经，即令删定，这也并不见得就是他成大名的充足理由。在衰败的六朝，虽然穷博士，后来也以别的缘故做起了皇帝。然当天汉盛世，博士的运动尚且是偏于乘障落头一方面；有人一朝失足于六艺，便至于终其身不得致公卿。只是汉朝历史是司马氏班氏写的，颇为儒生吹吹，使后人觉得“像煞有介事”罢了。但有时也露了马脚，所谓“主上所戏弄，流俗所轻，优倡之所蓄”也。何况更在好几百年以前。所以孔丘即令删述六经，也但等于东方朔的诵四十四万言，容或可以做哀公的幸臣，尚决不足做季氏的冢宰，更焉有驰名列国的道理。现在我们舍去后来无限的孔子追加篇，但凭《论语》及别的不多的记载，也可以看出一个线索来。我们说，孔丘并不以下帷攻《诗》《书》而得势，他于《诗》《书》的研究与了解实在远不及二千四百年后的顾颉刚，却是以有话向诸侯说而得名。他是游谈家的前驱。游谈家靠有题目，游谈家在德谟克拉西的国家，则为演说家，好比雅典的Demosthenes，罗马的Cicero，都不是有甚深学问，或甚何Originality的人。然而只是才气过人，把当时时代背景之总汇抓来，做一个大题目去吹擂，于是乎“太山北斗”，公卿折节了。
孔丘就是这样。然则孔丘时代背景的总汇是什么？我想这一层《论语》上给我们一个很明白的线索。周朝在昭穆的时代尚是盛的时候，后来虽有一乱，而宣王弄得不坏。到了幽王，不知为何原因，来了一个忽然的瓦解，如渔阳之变样的。平王东迁后的两个局面，是内面上陵下僭，“团长赶师长，师长赶督军”，外边是四夷交侵，什么“红祸白祸”，一齐都有。这个局面的原始，自然也很久了；但成了一个一般的风气，而有造成一个普遍的大劫之势，恐怕是从这时起。大夫专政，如鲁之三桓，宋之华氏，都是从春秋初年起。晋以杀公族，幸把这运命延迟上几世（其实曲沃并晋已在其时，而六卿增势也很快），至于非文化民族之来侵，楚与鲁接了界，而有灭周宋的形势；北狄灭了邢卫，殖民到伊川，尤其有使文化“底上翻”之形势。应这局面出来的人物，便是齐桓、管仲、晋文、舅犯，到孔子时，这局面的迫逼更加十倍的利害，自然出来孔子这样人物。一面有一个很好的当时一般文化的培养，一面抱着这个扼要的形势，力气充分，自然成名。你看《论语》上孔子谈政治的大节，都是指这个方向。说正名为成事之本，说三桓之子孙微，说陪臣执国命，论孟公绰，请讨田氏，非季氏之兼并等等，尤其清楚的是那样热烈地称赞管仲。“管仲相桓公，九合诸侯……微管仲，吾其披发左衽矣。”但虽然这般称许管仲，而于管仲犯名分的地方还是一点不肯放过。这个纲目，就是内里整纲纪，外边攘夷狄，使一个乱糟糟的世界依然回到成周盛世的文化上，所谓“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”。借用一位不庄者之书名，正所谓“救救文明”（SalvagingtheCivilization）。只有这样题目可以挪来为大本；也只有这个题目可以挪来说诸侯；也只有以这个题目的缘故，列国的君觉着动听，而列国的执政大臣都个个要赶他走路了。颉刚：你看我这话是玩笑吗？我实在是说正经。我明知这话里有许多设定，但不这样则既不能解孔子缘何得大名之谜，又不能把一切最早较有道理的孔子传说联合贯串起来。假如这个思想不全错，则《春秋》一部书不容一笔抹杀，而《春秋》与孔子的各类关系不能一言断其为无。现在我们对于《春秋》这部书，第一要问它是鲁史否？这事很好决定，把书上日食核对一番，便可马上断定它是不是当时的记载。便可去问，是不是孔子所笔削。现在我实在想不到有什么确据去肯定或否定，现在存留的材料实在是太少了。然把孔子“论其世”一下，连串其《论语》等等来，我们可以说孔子订《春秋》，不见得不是一个自然的事实。即令《春秋》不经孔子手定，恐怕也是一部孔子后不久而出的著作，这著作固名为《春秋》或即是现在所存的“断烂朝报”。即不然，在道理上当与现在的“断烂朝报”同类。所以才有孟子的话。这书的思想之源泉，总是在孔子的。既认定纲领，则如有人说“孔子作《春秋》”，或者说“孔子后学以孔子之旨作《春秋》”，是没有原理上的分别。公羊家言亦是屡变。《传》，《繁露》，何氏，各不同。今去公羊家之迂论与“泰甚”，去枝去叶，参着《论语》，旁边不忘孟子的话，我们不免觉得，这公羊学的宗旨是一个封建制度正名的，确尚有春秋末的背景，确不类战国中的背景，尤其不类汉。三世三统皆后说，与《公羊》本义无涉。大凡一种系统的伪造，必须与造者广义的自身合拍，如古文之与新朝政治是也。公羊家言自然许多是汉朝物事，然他不泰不甚的物事实不与汉朝相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