附录(3 / 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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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)殷周间的故事

十年前,我以子贡为纣申冤一句话,想起桀纣传说之不可信,因疑心桀纣是照着幽王的模型造的,有褒姒故有妲己等等。这固是少时一种怪想。后来到英国,见英国爵虽五等而非一源,因而疑心中国之五等爵也有参差,有下列涉想(德国爵亦非一源)。

一、根本是承受这遗传文化的,但愿多多少少损益于其中。我们姑名此为古儒宗的趋势。

二、根本上不大承认,革命于其外。我们姑名此为古道宗的趋势。

名词不过界说的缩短,切勿执名词而看此节。我们自不妨虚位地定这二事为A、B,但这种代数法,使人不快耳。造这些名词如尧、舜、许由、务光、黄(这字先带如许后来道士气)帝、华士、神农,和《庄子》书中的这氏那氏,想多是出于古道宗,因为这些人物最初都含些道宗的意味。《论语》上的舜,南面无为。许行的神农,是并耕而食。这说自然流行也很有力,儒宗不得不取适应之法。除为少数不很要紧者造个谣言,说“这正是我们的祖师所诛”(如周公诛华士)外。大多数已于民间有势力者是非引进不可了。便把这名词引进,加上些儒家的意味。于是乎绝世的许由成了士师的皋陶(这两种人也有共同,即是俱为忍人);南面无为的舜,以大功二十而为天子;并耕的神农本不多事,又不做买卖;而《易·系》的神农“耒耨之利,以教天下”,加上做买卖,虽许子亦应觉其何以不惮烦也。照儒宗的人生观,文献征者征之,本用不着造这些名词以自苦;无如这些名词先已在民间成了有势力的传说,后又在道宗手中成了寄理想的人物,故非取来改用不可。若道宗则非先造这些非历史的人物不能资号召。既造,或既取用,则儒宗先生也没有别法对付,只有翻着面过来说:“你所谓者正是我们的‘于传有之’,不过我们的真传所载与你这邪说所称名一而实全不同,词一而谓全不同。”反正彼此都没有龟甲钟鼎做证据,谁也莫奈得谁何。这种方法,恰似天主教对付外道。外道出来,第一步是不睬。不睬不能,第二步便是加以诛绝,把这书们加入“禁书录”上。再不能,第三步便是扬起脸来说,“这些物事恰是我们教中的”。当年如此对付希腊哲学,近世如此对付科学。天主教刑了盖理律,而近中天文学算学在教士中甚发达。

我这一篇半笑话基于一个假设,就是把当年这般物事分为二流,可否?我想大略可以的,因为在一个有细密文化久年遗训的社会之下,只有两个大端:一是于这遗训加以承认而损益之,一是于遗训加以否认。一般的可把欧洲千年来的物事(直至十九世纪末为止)分为教会的趋向与反教会的趋向。

何以必须造这一篇半笑话?我想,由这一篇半笑话可以去解古书上若干的难点。例如《论语》一部书,自然是一个“多元的宇宙”,或者竟是好几百年“累层地”造成的。如“凤鸟不至”一节,显然是与纬书并起的话。但所说尧舜禹诸端,尚多是抽象以寄其理想之词,不如孟子为舜象做一篇“越人让兄”“陈平盗嫂”合剧。大约总应该在孟子以前,也应该是后来一切不同的有事迹的人王尧舜禹论之初步。且看《论语》里的尧舜禹,都带些初步道宗的思想。尧是“无能名”,舜是“无为”。禹较两样些,“禹无间然”一段也颇类墨家思想之初步。然卑居处,薄食服,也未尝违于道宗思想。至于有天下而不与,却是与舜同样的了。凡这些点儿,都有些暗示我们:尧舜一类的观念起源应该在邻于道宗一类的思想,而不该在邻于儒宗一类的思想。

又有下列一种趋势可寻:

满意于周之文化尤其是鲁所代表者(孔子)。

不满意于周之文化而谓孔子损益三代者。

举三代尽不措意,薄征诛而想禅让,遂有尧舜的化身。

此说又激成三派:

尧舜等传说之起,在道理上必不能和禹传说之起同源,此点颉刚言之详且尽。我想禹与墨家的关系,或者可以如下:禹本是一个南方民族的神道,一如颉刚说。大约宗教的传布,从文化较高的传入文化较低的民族中,虽然也多,然有时从文化较低的传到文化较高的,反而较易。例如耶稣教之入希腊罗马;佛教之由北印度民族入希腊文化殖民地,由西域入中国,回教之由亚剌伯入波斯(此点恐不尽由武力征服之力)。大约一个文化的社会总有些不自然的根基,发达之后,每每成一种矫揉的状态,若干人性上初基的要求,不能满足或表现。故文化越繁丰,其中越有一种潜流,颇容易感受外来的风气,或自产的一种与上层文化不合的趋向。佛教之能在中国流行,也半由于中国的礼教、道士、黄巾等,不能满足人性的各面,故不如礼教、道士、黄巾等局促之佛教,带着迷信与神秘性,一至中国,虽其文化最上层之皇帝,亦有觉得中国之无质,应求之于印度之真文。

又明末天主教入中国,不多时间,竟沿行于上级士大夫间,甚至皇帝受了洗(永历皇帝)。满洲时代,耶稣会士竟快成玄烨的国师。要不是与政治问题混了,后来的发展必大。道光后基督教之流行,也很被了外国经济侵略武力侵略之害。假如天主耶稣无保护之强国,其销路必广于现在。我们诚然不能拿后来的局面想到春秋初年,但也难保其当年不有类似的情形。这一种禹的传说,在头一步传到中国来,自然还是个神道。但演进之后,必然向别的方面走。大约墨家这一派信仰,在一般的社会文化之培养上,恐不及儒家,墨子虽然也道诗书,但这究竟不是专务雅言。这些墨家,抓到一个禹来作人格的标榜,难道有点类似佛教入中国、本国内自生宗派的意思吗?

儒家不以孔名,直到梁漱溟才有孔家教;而墨家却以墨名。这其中或者是暗示墨子造作,孔丘没有造作。又《墨经》中传有些物理学、几何学、工程学、文法学、名学的物事。这或者由于当年儒家所吸收的人多半是些中上社会,只能谈人文的故事,雅言诗书执礼;为墨家所吸收的,或者偏于中下社会,其中有些工匠技家,故不由得包含着这些不是闲吃饭的物事下来,并非墨家思想和这些物事有何等相干。大约晚周的子家最名显的,都是些游谈之士,大则登卿相,小则为清客,不论其为是儒家或道家,孟轲或庄周。儒家是吸收不到最下层的,顶下也是到士为止。道家也是Leisured阶级之清谈。但如许行等等却很可以到了下层社会。墨家却非行到下层社会不为功。又墨家独盛于宋,而战国子家说到傻子总是宋人,这也可注意。或者宋人当时富于宗教性,非如周郑人之有Sophistry、邹鲁人之有Conventional?

至于汉朝思想趋势中,我有两个意思要说。一、由今文到纬书是自然之结果。今文把孔子抬到那样,舍成神道以外更无别法。由《易经》到纬书不容一发。今文家把它们的物事更民间化些,更可以共喻而普及,自然流为纬学。信今文必信孔子之超人入神;信孔子如此加以合俗,必有祯祥之思想。二、由今文及动出古文,是思想的进步。造伪经在现在看来是大恶,然当时人借此寄其思,诚恐不觉其恶,因为古时著作人观念之明白绝不如后人重也。但能其思想较近,不能以其造伪故而泯其为进步。古文材料虽伪,而意思每比今文合理性。

不及详叙,姑写为下列两表:

1)并尧舜亦觉得大有人间烟火气,于是有许由务光。与这极端反背的便是“诛华士”,《战国策》上请诛于陵仲子之论。

2)宽容一下,并尧舜汤武为一系的明王。(《孟子》)

3)爽性在尧舜前再安上一个大帽子,于是有神农、黄帝、伏羲等等。

这种和他种趋势不是以无目的而为的。

上条中看出一个古道宗思想与古儒宗思想的相互影响,相互为因果。自然儒宗道宗这名词不能安在孔子时代或更前,因为儒家一名不过是鲁国的名词,而道家一名必然更后,总是汉朝的名词,或更在汉名词“黄老”以后。《史记》虽有申不害学“黄老刑名以干昭侯”的话,但汉初所谓黄老实即刑名之广义,申不害学刑名而汉人以当时名词名之,遂学了黄老刑名。然而我们总可为这两个词造个新界说,但为这一段的应用。我们第一要设定的,是孔子时代已经有一种有遗训的而又甚细密的文化,对这文化的处置可以千殊万别,然而大体上或者可分为两项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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